放生，早在鲁国时期，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，但持续、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，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。那么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佛教放生中具体了解关于放生的历史吧。

　　放生习俗的渊源
　　先秦时期，孔子以舜为好尘榜样，强调环境保护；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，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，《吕氏春秋·异用》、《列子·说符》等已经开创戒杀放尘的风气。佛教传入汉地后，昙无谶译《金光明最胜王经·流水长者子品》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　　商汤之所以讨伐成功，除了擅用万物之外，更懂得珍惜生灵，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，其治国所行仁爱之风，山“成汤解网”事迹可见一斑。《吕氏春秋·异用》记载：
　　汤见祝网者，置四面，其祝曰：“从天坠者，从地出者，从四方来者，皆离吾网。”汤曰：“嘻！尽之矣。非桀其孰为此也？”汤收其三面，置其一面，更教祝曰：“昔蛛蝥作网罟，今之人学纡。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，吾取其犯命者。”汉南之国闻之曰：“汤之德及禽兽矣。”四十国归之。人置四面，未必得鸟；汤去其三面，置其一面，以网其四十国，非徒网鸟也。’

　　成汤仁民爱物，强调放尘为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意，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，有违上天好生之德，于是去除三面，仅存一面：并更改祝祷词，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，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尘较易获得民心。

　　“成汤解网”对后世影响很大，明代莲池《戒杀放尘文》仍然引用其故事。《列子·说符篇》记载了“周简子正旦放生”的故事：

　　邯郸之民，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。简子大悦，厚赏之。客问其故。简子曰：“正旦放生，示有恩也。”客曰：“民知君之欲放之，竞而捕之，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。捕而放之，恩过不相补矣。”简子曰：“然。”’由此可知，邯郸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，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，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，则功过难以相抵。当时，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，将“捕物放生”的作法改为“禁民捕捉”，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。

　　宋以前的放生活动
　　南北朝以来，放尘习俗逐渐流行。北魏献文帝下敕，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，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。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，积极断绝肉食。天保七年(556)五月，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，故不食肉。天保八年(557)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、蟹、蛤、蚬等，只准捕鱼；同月乙酉，不论公私禁绝以鹰、鵄猎狩。天保九年(558)二月下诏，限令在阴历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，此外一律不准用火。

　　梁武帝撰写《断酒肉文》，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。而且，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，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。萧子显《御讲摩诃般若经序》说：别敕至到张文体，日往屠肆命切鼎俎，即时救赎济免亿数，以此为常。文休者先为运吏，辄散运米与贫民，应入大辟，上愍其一分，恻然不许。非唯赦其重奉，乃加以至到之目，既非凭暖之市义，又无汲黯之请罪。人微宥重，过于昔时。文休既荷嘉贷，未尝暂怠，日中或不得食，而足不得息，周遍京邑，行步如飞，击鼓扬幢，负担驰逐，家禽野兽殚，四生之品，无不放舍焉。是时朝臣至于民庶，并各随喜。

　　梁武帝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，买下即将被杀的生物，然后放生。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，积极参与、推广放生。

　　梁元帝(55l—554在位)下诏建立放生亭，并且撰写《荆州放尘亭碑》：
　　鱼从流水，本在桃花之源；龙处大林，恒捻浮云之路。岂谓陵阳垂钓，失云失水；庄子悬竿，吞钩天饵。虽复元龟夜梦，终见取于宋王；朱鹭晨飞，尚张罗于汉后。譬如黄雀伺蝉，不知随弹应至；青鹤逐兔，讵识杠鼎方前。北海之食，鹦鹉未始，非人西王之使传信，谁云贱鸟。故知鱼鸟之观，俱在好生。欲使金床之膈更返，街阳之侣，雪山之鹿，不充食萍之宴。

　　梁元帝将古人好生的典故重新整理诠释，显出他怀仁心以治天下，广收教化民心之功效；陈宣帝太建十三年(581)，智颢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。智颉目睹民众以捕鱼网罟相连四百多里，于是购买江海弯典型段为放生池：并且为渔民讲《金光明经》，渔民闻法改行转业，好生从善，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，达三四百余里，为放生池，徐陵树碑阐明因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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